作者：谢佩洪，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案例开发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南泰品牌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早在两年前华东理工大学的一次战略管理会议上见到武亚军教授时，他就告诉我正在写作自己的著作“三部曲”，我听他当时讲的内容就非常感兴趣，特别期待他的著作早日面世。当我在中秋国庆假期收到武亚军教授发过来的新书时，才得知这还是作者以学术方式向指导自己30年的恩师、年届九秩的厉以宁教授的致敬之作。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不仅凝聚了作者近30年在学术研究上的精髓和智慧，也是一本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经典之作。我认真阅读后的第一感悟就是：深水静流，润物无声！

　　武亚军教授是国内战略管理领域成名较早的知名学者，最早接触的就是武教授在1999年翻译的《公司战略经济学》，当时在国内带来极大反响，我从本科到博士到工作，尽管辗转多地但本书一直收藏至今。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战略选择是走向繁荣的关键，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企业或者大学，莫不如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武教授在本书中不仅有机融合了中国智慧与西方范式，而且连接了微观企业战略与宏观国家战略，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

　　本书的上、中、下三篇分别从“企业—人—国家”三位一体的高度回答了武教授自己的“战略四问”：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向哪里去? 我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

　　上篇“本土新兴企业战略”是考虑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本土新兴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战略发展模式与经验涵盖了本土成长型企业战略经营与变革管理的精粹。

　　中篇“大学与学术战略”是考虑大学与学术机构及学者的发展是中国思想市场发展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因素。

　　下篇“国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考虑在国家与区域层次上如何利用绿色制度创新、生态建设战略，以及以人力资本和创新为核心的国家经济现代化政策来促进国家及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国内外商学院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是管理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管理学会（AOM）前主席、高阶理论的提出者Donald C. Hambrick（1994）认为，“我们的管理研究学术圈正在成为一个自我抱团的、封闭的循环体，而对企业实践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却置之不理。”管理学界由于对严谨性（rigor）重视有余而对切题性（relevance）关注不足则饱受争议和批评，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管理学者呼吁应“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应该走国际主流的“康庄大道”，还是选择本土研究的“羊肠小道”，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管理研究学者？这涉及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的职业道路。

　　借用宁波诺丁汉大学李达三讲席教授李平诙谐的话说，就是“公鸡打鸣的多，母鸡下蛋的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内管理学者的尴尬境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应者众多，但真正静下来愿意投入做的学者少之又少。或许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二是迫于制度的压力，如升职称等，追求在西方主流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导致不敢研究新的中国管理实践；

　　综合国内外管理学者的不同研究范式，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典型路径或模式：“象牙塔式”“咨询式”“入世式”的学术研究（井润田，耿菊徽，2018）。

　　第一类是常见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这类学者崇尚理论研究的思想之美，斯坦福大学的马奇（James G. March）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马奇认为，“学术精神的特点之一是思想上的美，这甚至比相关性更为重要” 。

　　第二类是所谓“咨询式”的学术研究。这类学者会做大量的咨询工作，能够深入企业情景并解决具体问题，迈克尔·波特就是代表性的典型学者，国内中国人民大学“华为六君子”也是典型代表。

　　第三类就是“入世式”的学术研究（engaged scholarship）。这类学者将实践者视为创造知识过程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或调查对象。这种类型的典型国外学者代表有Andrew Van deVen。武亚军教授和井润田教授无疑都是属于“入世式学术”的国内学者代表。

　　作为管理研究者，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更好地驾驭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做到能够“顶天立地”。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入世式学术”倡导管理学学者以回应和解决现实复杂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在研究过程中与实践者、多学科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合作，是一种旨在满足切题性、严谨性、影响力等多重标准的知识生产方式。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中的第三章“任正非的战略思维与领导模式”和第四章“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业务领先模型：HW-BLM框架及应用”，这两部分内容就是武亚军教授关于华为企业的深入研究，属于“入世式学术”类型中的“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尽管也有学者对入世式学术的实践操作效果表示怀疑（McKelvey，2006），但是从系统完整性、操作方法论、哲学和认识论基础等方面来看，入世式学术无疑是一种富有前景的兼顾严谨性和切题性的本土管理知识生产方法论及研究范式。

　　作为国内本土管理研究的领先者和旗帜性人物，从研究方法论来看，武亚军教授遵从了“因问题，而学术；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光华”的基本治学路径。

　　武教授对华为、联想、海尔和海底捞等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质性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本土企业战略：一个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战略规划如何成为竞争优势：联想的实践及启示》《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战略框架式思考”“悖论整合”与企业竞争优势：任正非的认知模式分析及管理启示》《迈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型企业: 海底捞模式及理论启示》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竞争优势：修正波特钻石框架及中国应用前瞻》等标志性论文。

　　基于以上探索与哲学思考，武教授提出了本土管理知识创新的“完整站立人”比喻及相应策略，呼吁中国本土管理学者亟需走出象牙塔，在多元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提升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管理学术及学术社群的自主性，发展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做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郭毅（2010）所说：“有关‘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总是缺乏一个‘好’理论建构和发展所必需的过程，如同一个长不大的歪脖子树，总是只有几个短短的树枝和小小的枝芽，始终长不成常青茂盛的参天大树。”武教授30年如一日，一直坚守做本土管理研究，把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纵观武亚军教授的著作，无论是中国本土管理学者的定位，还是试图化解华人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中“黄光国难题”的尝试，作者都紧紧围绕中国经济转型时代背景下的重大发展问题以及紧扣本土研究基本问题的追问与探索。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截至2019年8月25日，入选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的大陆企业案例共有147个，涉及110家企业。一批世界级企业或正在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优秀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小米、联想、海尔、中国建材、海底捞、字节跳动等，它们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这一基石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从基于西方的“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景的“接着讲”转变。中国经济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管理经验确有可取之处，管理的中国经验不仅具有“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而且还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

　　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近未来”的液态社会，世界进入了ABCD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领域的突破，一批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经济时代，颠覆了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现有管理理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理论教现在的学生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自由与向往之境，摆脱“皇帝的新衣”般的思想贫乏型研究（陈冬华，李线），进而构建新的管理理论，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在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智慧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关注实践，贡献主流，影响世界”为立意与宗旨，无论是创建“管理学中国学派”，亦或是“东方管理学”，都是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时代使命。

　　中国管理学界应该“走出洞穴”，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同时“放下装备”，不拘泥于主流研究范式。本土管理研究要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并不容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武教授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这本著作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理论构建方面的好书，无论是有志于从事质性研究的青年学者或博士生，还是对战略管理感兴趣的有研究经验的学者，本书都绝对值得您收藏与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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